岳村政治读书笔记
“下马观花”的研究方法
所谓“下马观花”是和“走马观花”相对的，指深入实地，认真仔细的观察。
该书最令人钦佩并值得学习的就是作者这种“下马观花”的研究方法。毛主席曾说过：不做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徐勇教授为该书写的序言中也说：“对于社会科学而言，没有第一手的资料，难以做出第一流的学问”。因此深入实地的调查，切身的体会与感受，掌握充分的资料是学术研究，最起码是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必不可少的，而这恰恰是目前学术界欠缺的，坐在屋里靠“想当然”做学问的大有人在。于老师在这方面作出了表率，他走出纸上谈兵的书斋凭着一个学者的社会良知，不畏调查中的艰难险阻深入农村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实地调查访问。在读附录中的衡山调查记事时，深切感受到了于老师调查中的艰辛，白天四处奔波做访问搞调查，夜晚冒着严寒制作问卷，写调查笔记，也曾遇到过车祸后险象环生的危险情况，这些在令我感动的同时，也产生无限的敬佩之意。另外整本书都体现出了作者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正如后记中作者说的：“真切的理解他们及其所代表的中国劳动群体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我对自己生命的承诺”。
难能可贵的是于老师调查之后在对事实的解释和分析之时，还把这些调查的原始资料、调查的操作过程以及他本人在调查过程中的所思所想呈献给了大家。为后人更加深切的理解该书并且检验该书的结论提供了素材。徐勇教授就说过：本书的附录“衡山调查记事”或许更有长远价值。除了调查笔记之外，作者搜集了现有的国内外学界相关研究领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以及大量的档案文献资料 ,包括不同时期的各种报刊、各级政府档案、地方志、不同时期的村规民约、各种族谱资料、各种现存的会议记录、村干部工作总结、各种民间纠纷调解协议和法院判决书等文献。这为我们做实证研究有相当大的启发意义，虽然我们很可能赶不上于老师的成就，但是如果能够学习其学者精神和研究方法应该会有不小成绩。
条分缕析的研究结构
在研究结构上该书运用纵向研究法，从历史发展的角度阐述了乡村社会的政治秩序的变迁。作者把乡村社会划分为四个时期，分别阐述了各个时期乡村社会的政治特征，主要是从国家，乡村社会以及农民个体的互动关系上来分析。我将这四个时期的特点用以下图表表示：
时期
国家政权边界
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
农民个体的角色
传统乡村社会(主要以清代为代表)
县级
把自上而下的保甲制度和乡村自生的绅权、族权结合起来实现对乡村社会的间接控制
个人依附于父权制家族，群体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每个个人被禁锢在家庭和群体的网络中
社会激变时期(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
乡镇
国家行政权力强制性的进入乡村社会，依靠强力和暴力控制乡村社会
新中国期(1949年到文革结束)
乡镇
国家实行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实质上是以一种多层次掠夺性的强制体制来满足国家对资源的需求，是典型的强国家——弱社会的状态
依附于合作组织、人民公社、生产队等集体组织，几乎没有个人自主性
新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到作者成书之日)
乡镇
实行以村民自治为核心内容的“乡政村治”体制
在文本制度上农民个人权利得到了承认，成为乡村治理的主体，但是现实制度上还是有很大出入的
从上表可以看出乡村社会的治理始终是以国家权力为主导，在一定的时期内为满足国家的利益需求，通过城市政治社会的渗透来控制乡村社会。也就是说，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制度变迁的模式主要是一种强制性制度供给，国家主义权威才是乡村社会制度安排的最根本因素。换句话说，农民从来没有真正享有农村社会发展的自主权。
未完待续的“岳村政治”
于老师的研究和调查所处的时代背景恰恰是税改前期，此时农民身上的负担是非常沉重的，这些从其调查笔记中就能看出。我们能够从于老师的调查笔记中看出当时农民的税费负担相当沉重。而这之后经历了税改，国家在XX年开始实行税费改革，取消“三提五统”和各种摊派以减轻农民负担，一直到XX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自XX年1月1日起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后农业税时代已经到来。新形势下岳村又发生了哪些变化，乡村社会的政治秩序又有何新变迁?
曾经税费的征缴和计划生育工作是国家凭借行政权力联系乡村社会的主要方式，该时期对于农民义务的要求显然超越了对农民权利的肯定，并且由于税费负担过于沉重一度激起严重的社会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农民对于国家的认同。进入后后农业税时期，国家采取的是一种反哺农村的政策，强国家—弱社会这一模式中的强国家有些变弱，也可以说面对严峻的乡村治理困境以及三农问题的困扰，国家有所“让步”。国家失去了税费这一与乡村社会联系的媒介，国家与乡村社会的联系有些松动，但是基层政权组织与国家的联系却更加密切，这主要表现在农村基层组织经费供给来源发生的变化，由过去的自我供给变为上级财政供给,因此对上级依赖性更强，乡村关系、县乡关系更加的微妙。农民个体则进一步原子化。
短评：代君读书是认真的，带着现实的问题来进入作者提供的知识中，值得提倡。有两点看法：一是建国后到改革前，国家政权实际上进入了生产大队一层级，其边界设在乡镇的认识有误。更何况，有一段时间还是没有乡镇设置的。这也是为什么自留地、满产私分之类的一般发生在自然村和生产小队，而非生产大队。同样，改革后国家试图通过新的方式与乡村社会建立联系，首选也是以生产大队转变过来的建制村为基本平台，这是有历史延续性的。二是应思考是否国家反哺农村之后就变弱了这个问题。国家的强和弱应该如何量度，有哪些因素决定?这样才能对税费改革之后的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有更深刻认识。希望继续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