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读后感2500字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读后感2500字：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是我在季风书园买的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书，买了很久却一直没看完，拖延症是病得治啊！

中间倒是无意间在书店看完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再次翻开《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时就觉得二者叙述风格颇有些相似。这两本书的开头，都是由中国历史上一个本来不甚引人注目的年份所发生的一个普通事件写起，《万历十五年》的故事起源于1587年（万历十五年）春天某天谣传皇帝要举行午朝大典开始，《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则写的是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春天发生在江南的一系列名为“叫魂”的妖术案件，并由此发散开去，各自引出了一大篇发人深思的关于历史意蕴的讨论。但黄仁宇和孔飞力在问题探讨的表述、立意，切入点、提问角度以及提供的答案上有着鲜明的不同。

黄仁宇的研究出发点在于回答“资本主义为什么在中国没有发生”的问题，他在研究中一直竭力寻找并试图界定的，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及社会中与“现代性”构建不相容的内容，究竟中国缺失了什么以及何以存在这些缺失，让中国无法走向资本主义。而孔飞力所探索的是截然不同的方向，他研究的是中国历史文化中同“现代性”相通的地方。过往众多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的侧重点都放在明清两代中国受到欧美资本主义的冲击，被迫应对相应影响之上，孔飞力对于近代中国社会内部的结构性变革始于“西方的侵入”的假设提出了质疑，而将研究重点放在近代中国内在的、持续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上，试图解答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存在哪些内容推动近代化进程以及何以切实产生影响。

作为一个热诚地相信中国本身便具有向现代性转变的一切必要——是很难将“封建主义”被推翻的主要作用归之于外来影响的。的前提条件的知识人——这是世界历史普世性潮流的一部分，而并非只是中国才有的独一无二的趋势

1768年又称乾隆三十三年，彼时已是弘历统治中期，其统治风格已由前期的宽大怀柔切换至严厉高压。乾隆初期弘历为笼络人心放松了自雍正以来对文化思想的严密禁锢，赦免部分因文字狱获罪人员，获得文人上表称颂。然而乾隆十六年（1751）的“伪孙嘉淦奏稿”案揭开了乾隆文字狱的序幕，其后清朝更是加强了对文化的管控，牵强附会、望文生义、捕风捉影造出的文字冤狱，如脱缰野马不可控制，恐怖高压氛围之下的文人人人自危，渐渐失了骨气。乾隆后期编撰《四库全书》，大量毁灭民间书籍更是一场可怕的文化浩劫。

从对文字狱的态度可以看出，乾隆是一个十分矛盾的人，他摇摆于康熙的宽松与雍正的严厉之间，这种心理上的摇摆投射在现实，就是其统治中后期与前期的风格巨变。究其根本，原因在于乾隆对于稳固满清政权的重视，对于一切可能甚至仅有不切实虚影的会动摇满清统治的因素，他都将毫不留情的予以打击。执政初期的怀柔是为了巩固政权，中后期的白色恐怖亦是为了此目的。

从表面上看，满清政权已建立一个多世纪，反清复明的号呼声渐渐平息下去，大清帝国看起来稳固繁荣，盛世之象颇为明显，但统治者对于大清帝国是否能够真正长治久安却从来没有真正完全放心过。满清统治者越是炫耀“盛世”，越能够透露出他们根子上的“合法性焦虑”。具体表现出来的，就是弘历对于汉化和谋逆的恐惧。

江南是清初抗清最为坚决的地区，当年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已足以体现统治者的决心，或许在政权建立的百余年间，统治者从未放松对这一地区的警惕，弘历则更是十分重视，其人的矛盾之处也在此处有所体现。一方面极为防备江南文化的毒化，不喜满人吟诗作词，读书笔记甚至多次斥责满人官员在江南之地意志受侵蚀，另一方面却在承德避暑山庄修建江南园林，统治期间几下江南等等。从江南扩散开来的叫魂案件就在这一背景下受到了格外的关注。一旦牵涉威胁到满清政权的谋逆，任何事情都不再是小事。

通常认为君权是凌驾于一切、至高无上的权力，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宋明两代，中国的统治框架已自成体系，哪怕皇帝软弱昏庸，框架下运行的国家仍能延续多年。士人成为政治舞台的重要力量，皇帝在更多时候更近似于国家象征。满清初期，国家尚未完全安定，框架和体系动荡，非常规化情况下君权膨胀，成为政治主要主宰力量。及至乾隆年间，国家经历百余年的整顿，满人逐渐汉化，也学习到此前政权运行方式，体系渐成之下，国家事务趋于常规化，君权也不得不在框架之内发挥作用。

弘历难以打破官僚体制自我满足、常规裹足的积习。君主要巩固自身利益，就必须不断诉诸专制和无常的权力，而提出政治罪指控则是使用这种权力的最佳机会。借由谋逆这一非常规性事件，弘历对官员进行敲打，重申甚至加强君权的至高无上。弘历的可怕之处在于，其统治中后期致力于加强专制权力，将官员定位于为政权服务的仆人，不断打压仆人的自尊和自主性，这直接导致了中国精英自信的社会和文化制度的崩溃。

对叫魂这一妖术的看法同时存在着两个版本。皇家的版本以对满清统治、归根结底也是对整个政体的威胁为中心，农民的版本所集中关注的则是由陌生外人引起、因灵魂丢失而造成的突发与随机性的死亡。

18世纪中期的中国是人口爆炸的时代，盛世表面之下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均、人均粮食不足、人口流动加剧的事实。虽然玉米、甜薯等由美洲引进的始于在坡地上生长的新作物，不仅扩大了中国的农耕范围以及农业生产的规模，但难以抵消中国人口的巨大增长。蚕丝和茶叶出口带来白银大量内流，货币供应量增长之下，通货膨胀由稻米价格扩展到所有商品之上，农民的生活愈发艰难。

从十六世纪开始的税制改革，通过将地税与劳役税合并、统一以土地为基础收税，完全废除了平民百姓的强迫劳役义务。与此同时，江南地区高度商业化，出于生计考虑的人口流动规模扩大。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从中获益，总有一部分会被完全排除在生产性经济之外，他们的出路不在于向外迁徙，而是向社会的下层移动，沦为乞丐、僧人道士之类的社会下层阶级。这一群体因为处于社会边缘、没有过多的社会关系牵扯（或者说庇护），因背弃儒家秩序被认为在政治上是危险存在，正是叫魂系列案件的主要受害者。

关于叫魂事件中对普通民众的分析，作者在第十章第三节《普通民众：权力的幻觉》中已有足够精彩的分析，此处不再赘述。

读历史的乐趣在于以史为镜，以史为鉴。孔飞力曾对译者问道，“我这本书也是在写今天的中国，中国人看得懂吗？”我们之所以在读此书时会感到似曾相识，那是因为现实中还常常有历史的影子罢了。作者：拖延症过于严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