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李鸿章传有感三篇
读李鸿章传有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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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晚清朝政重臣之一,李鸿章在中国背负的指责和诋毁很多,自我们从中学课本中学到的历史以来,李鸿章这一“卖国贼”的形象就已深入人心。而众人眼中的李鸿章各不相同,唯有梁任公先生的这本《李鸿章传》最为公正。
这是一个英雄眼中的另一个英雄的形象,梁先生在这本书中这样评价李鸿章:“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而这本书,确实是围绕晚清复杂的政治时局中,李鸿章的功与过来写的。
以李鸿章的学识,虽大权在握,但他的成就也就今天看到的这些,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只知道有军事,而不知道有民政,只知道有外交,而不知道有内治,只知道有朝廷,而不知道还有国民。
这本《李鸿章传》给了我颇多收获。
首先,是梁公治史的态度。梁启超和李鸿章是政治上的公敌,但作者曾亲口说道:“这书中有不少为他开脱辩护的语言,很多与时下的论调不一致,这完全是因为作史者一定要禀着公平之心来写。”为自己的敌人写传记,还能脱离世俗的论调,以公允之心来评定,这是一个史家所拥有的胸襟和态度!
其次,是获得了对李鸿章接近真实的认识。从前对他“卖国贼”的认识,在今天读到这本书后,才是真正地把李鸿章放在他所处的时代、政治时局、世界、和周围的人和事中,看到了一个真正的李鸿章。李鸿章虽饱受国人非议,却被外国人誉为“东方俾斯麦”。他所犯下的历史过错不少,不学无术,许多“不平等条约”的中方代表,都是他签的字,但我读到的更多是惋惜。虽对朝廷忠心耿耿却不知体恤百姓,虽从政严谨细心,却不明时局。总的来说,“李鸿章之遇”之所以“悲”,其根源在于整个民族的落后,而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
梁先生的介绍彻底改变了我先前对李鸿章的认识,由此比较中国近代历史人物,李鸿章确实是伟大的开拓者!
读李鸿章传有感(二)
阅读这本书前,我本人对李鸿章的了解还仅限于历史书上只言片语的介绍:李鸿章,晚清重臣,领导洋务运动,建立北洋水师,签订了《马关条约》等诸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当时的国人痛斥其为卖国贼。当我读完这本书后,我才对李鸿章有了更多的了解,也渐渐明白了梁启超先生所说的“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李鸿章,安徽合肥人,本名章桐,字浙甫,号少荃,谥号文忠。出生于1823年的他从小便接受良好的教育,可谓是少怀奇志,才华出众。然而,这只是他跌宕起伏的开始:随着道光帝的逝去,刚接过这个担子的咸丰帝似乎还是太过年幼,社会矛盾愈加剧烈,轰轰烈烈的天平天国起义就这样开始了。李鸿章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坚持,在自己的家乡建立淮军,挺过太平天国数次进攻,并在最后打败了顽强的太平军。
从那之后,李鸿章一战成名,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一度被西方报誉为东方俾斯麦。但其后半生的外交手段却是一大败笔:面对诸多刘强的欺凌,总是想着“拆东墙,补西墙”,却意识不到“两墙都倒”才是最终结果,导致我偌大的华夏古国,被列强们瓜分殆尽,还要赔款。
正如梁先生书中所说的那样,李鸿章个人的历史,同事也是晚晴的历史。一口气读完《李鸿章传》,仿佛切实地看到晚晴在列强夹缝中最后的挣扎。对于李鸿章这一争议人物,梁先生也评价得十分到位:“史家之论霍光,惜其不学无术,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成为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道,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计划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胜之城,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
李鸿章的一生,经历了太多太多,他仿佛做了一辈子的修理工,想把清王朝这栋残破不堪,摇摇欲坠的破旧楼给修补好,终究还是没能成功,但他似乎已经尽力了。“李是时势造的英雄,并非造时势的英雄”,作为臣子,李鸿章对清朝忠心耿耿,从未有过一丝谋逆之心,为保全国土日夜操劳,对百姓的饥苦生活于心不忍,对自己的逝去不能再为朝廷效力而感到悲伤与无奈,对祖国的未来感到叹息。
有人说“为什么李不选择像曾国藩一样,激流勇退,把天下交给下一代人?”我觉得,事情总是要有人承担的,也许李鸿章就是选择了承担吧,不管是骂名,诋毁或是指责,他都接下了。功过似乎早已被定好:大败太平军,接任曾国藩,兴办北洋水师,领导洋务运动,最终却一事无成,签订《马关条约》等,或许,这就是李鸿章的命吧。
读李鸿章传有感(三)
余读任公之《李鸿章传》,感其不幸,痛其衰亡。然细思其人其事,所以有此悲剧者,乃历史与文化所致也。
放眼全球,中国乃四大古国中唯一文化不断者,其两千余年封建历史之长远,所涉疆域之宽广,无一国可出其右者。余研习物理,知物体有特性曰“惯性”,然历史无惯性乎?况中国以天朝上国自居,数千年矣,又何能于一朝一夕之间改乎?由此,虽外疆渐盛,而国人眼界闭塞一如往昔。元以下之海禁,清特起之锁国,伤人未满一百,自损何止十万!少荃诞于斯时,所见所习唯封建礼教,眼界尚狭,纵年岁渐长,所见所闻不同,其本性已定,再难改矣。任公斥之为“不学无术”,然又如何有新思想、新学术供其幼年所习?合肥行改革,自守旧制,而世间封建余潮尚如泄洪难挡,有成功之法乎?恐非世人所能料矣。此况乃历史与文化共定矣,非少荃一人之悲。
德富苏峰曾言少荃性情如中国人之性情:冷血、自大、隐忍、脸厚、善辩、狡诈,或有过之,然并非虚妄。自古以来,能处高位者,有几人不似少荃?如唐之房、杜,宋之王定国、王荆公 ,明之严分宜,清之陈午亭,无论忠奸,性格中必有特质似少荃者。此乃中国官场乃至民俗文化所定者,其间玄机,一句“物尽天择”可谓道尽,少荃性格如此,并非偶然。
虽然,少荃亦人杰,若宋则为吕夷简,若明则为徐阶,也可称之一代名相,何至于后期如此不堪?盖其所生时代,新旧交替之时,少荃随旧潮,更被历史所湮灭亦。若晚生数十年,未尝不可如任公一般指点人物,快然自足。若少荃泉下有感,必叹“时来天地皆同力,远去英雄不自由”。尝闻“生不逢时”乃人生一大痛,古之人诚不欺我!
少荃之不幸,乃历史与文化之故,非唯少荃一人。少荃之同辈人,亦遭历史与文化湮灭矣。否则,以中国四万万人,岂会“列国皆有英雄,而我国独无一英雄”乎?此两者威势之可怖,余今日见矣,诚为一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