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曾国藩传记有感

近来读曾国藩传记类书籍，很敬佩这位晚清名臣对世事的练达，对天下大势的预判。时势造英雄，没有太平天国之乱，晚清不会出曾国藩，就不会有所谓的“中兴”之论。历史向来很轻佻，玩笑间就把这人间的家国天下给弄的面目全非。

对于太平天国的评价，曾国藩之论可谓确实。太平天国14年，乱了中华半壁江山，异端邪说、残酷屠戮，有清以来最大的国乱之殇。时至18世纪末，全球文明方兴未艾之际，中华民族却遭受如此惨遇，不能不说文明之颓，民族之祸以此为甚。

曾国藩忠君之论固然习自千年儒学之教化，然放眼当时的世界，实在也是一种莫大的讽刺。太平天国之逆正是这些自谓大儒的儒学大家教化的结果。儒学眼里有君，权力之下养儒独权。儒学最终异化成上位之工具，权力之势下赏玩儿的优伶戏子。有国学大师如今讲国学，还在字挑句论、旁征博论的赞赏祖宗的英明伟大，殊不知就算一个黄口小儿，集2000年之时间，话语留存也能摘出几句人话来。儒学之祸，异端邪说在先，才会有太平天国愚民造祸于后。

儒学之惨剧于中华民族实在是千年大殇，扼杀了文明的萌芽，终于让文明胎死腹中，错过了与世俱进的文明巨流，惨遭世界淘汰，羸弱屈辱达一个世纪之久，时到如今余祸不断。笔者对当今的国学热很是反感，循经导轨，翻古引今，实在是文明之世的逆流。如果我们自诩的国学大家们，能够看清如今的文明发展大势，不再故纸堆里找出路，然后引经据典的指导今世，中华民族或许会发展的更好。

儒学之妖在于傍权为美，一个个软骨头教化出来的东西，实在是愚昧的'妖孽。时到如今，中国还没有一个学识大家，能够研究透自17世纪以来，世界文明发展的大潮和未来发展的大势。动辄还以几千年所谓的文明自居，简直是愚昧至极。

曾国藩之遇，是机遇弄人，时势造势。于晚清则幸甚，于民族也是一种幸甚。败颓相比，历史总算对中华民族不薄，选了一个相对轻一点的。然，假如没有太平天国之祸，就不会有曾国藩之遇，文明东进，历史或许改写。历史没有假如，也不会有假如。曾国藩之后，戊戌变法之败，孙氏党国登场，中华民族还是没有赶上文明发展的大潮，往邪路一路远奔。

同治六年（1867）六月二十日，亦即太平天国灭亡三年之后，所谓“中兴将帅”之首的曾国藩与其幕僚赵烈文曾作推心置腹的长夜之谈。言及晚清之势，曾曰：“京中来人所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袴。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赵曰：“天下治安统一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德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势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根本颠仆，而后九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曾曰：“本朝主德正，或不至此。”赵曰：“主德正矣，而食报已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曾国藩哀叹道：“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社之陨。”

曾国藩之哀实其所幸，一代抱忠大儒，功业与主同腐，也算得偿所愿。此番谈话后，不出赵烈文所料，45年后清亡。国乱也果不出赵烈文所言。曾国藩的宗社之陨却也不是民族之福，可见历史的规律与文明发展相辅相成，岂儒学之能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