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号的”郭沫若读书札记

郭沫若早年曾有一个绰号——“吹号的”。这个绰号得自一九二六年北伐途中。他在《革命春秋》中回忆道：“这个徽号的来源，真是一个绝大的耻辱。那是孙中山逝世二周年纪念的事……因为到会的群众将近二十万人，蒋介石的声音不能传遍，他便叫我用传话筒传达。那时候我不该过于卖力气了，因为我的声音素来大，我便替他传达起来。他说一句，我传达一句，传到后来他的演说才完全是反革命的论调。他叫江西群众要拥护江西党部（以前的伪党部），反对江西省党部的就是反革命，反革命的就要把他打倒。这些话当着二十万的群众面前，也不能不给他传达，我真想把传话筒来打得他一个半死了。但为情势所迫，只得忍耐着又出卖了一次人格，昧了一次良心。我在江西半年，可以说完全做的是这样昧良心、卖人格的工作，我现在回想起来，不觉犹有余痛。”

这部回忆录写于八年后，传主并不回避这个刻骨铭心的场景和细节，并发自内心谴责自己，这正是早年郭沫若的可爱处。

当时郭沫若任北伐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宣传工作是他的主要工作。这个拿传话筒的活儿非他莫属了。一般属员还没这个资格。这个场景实在是传神而准确，而且在我看来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其一，蒋介石的演说何以前半段是“革命的”，后半段才显露“反革命论调”？大凡政客演说皆是如此。前半段要打动人、吊起群众的胃口，煽动群众的狂热，就必须满口“革命词藻”；后半段才将包裹在最里面的“私货”抖出来——它不必也不再害怕阳光了，因为它顺理成章地成为“革命逻辑”推导下的“结论”，不会引起“革命群众”的质疑与反对。其二，蒋介石当年讲话的语气怎么如此熟悉：他用的句式是“谁反对××，谁就是反革命！”“凡是反革命，就要把他打倒！”好家伙！这种句式曾经风行二十世纪的中国，也曾经为不同的政权和政客所利用。其三，真正的改良或革命，当然是好的。问题在于，凡是好的东西都会被假冒，凡是“反××”的东西都会成为打击异己的借口。更复杂的情形在于，即便那些真正的改良者或革命者，他们往往以为自己是改良或革命的化身，也会利用这个逻辑排斥或剪除异己，进而走向改良或革命的反面。其四，一个人拿起传话筒是容易的，可是要中途丢弃却非常难。郭沫若几度想辞掉政治部主任都没有成功。“像这样羊头狗肉的革命工作，我决心不再干了。当晚便写就了一封辞职的信，请另简适当的人来负责。”虽然，郭沫若不久就写下他一生最具人格光辉的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跟一个他所厌恶的党派和领袖作了决裂。

然而，人们何以用“吹号的”而不用“传号的”？这本身就足堪回味。

郭沫若的回忆无疑为这个绰号的产生提供了真切的历史土壤。但他并没有完全读懂这个绰号的含义。“吹号的”并非仅指那个场景中“传声人”，它实在是对“宣传人”的形象概括。因为“宣传”的根本动机和出发点，并非以真理和国民利益为转移（当然不排除也有吻合之处），而是以党派利益为转移。诸如欧美各国每逢大选之年，各党派纷纷为选举做广告、制作片子、发表演说，大造其声势，这其实就是“宣传”工作。郭沫若对此不是没有认识和体会。他在回忆中说：“还没有掌握着政权的所谓革命党人在标语上、传单上、乃至宣传员们的口头演说上，发行了无数不兑现的军用票，如像‘打倒贪官污吏'、‘铲除苛捐杂税'之类，自然也收了莫大的效果。”他举例说，像这样的口号——“我们革命军是不亏空老百姓的，吃了老百姓的东西总要付钱啦”，在他看来是注水的，很难兑现的。然而，他明知无法兑现，却命令手下人去刷这样的标语口号。这让他很痛苦、很纠结。倘若他不深知这一层，那么他如何能咂摸出“吹号的”这个绰号的嘲讽意味？

这个绰号证明“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看来，在任何体制下，“宣传”工作都不会消失。关键在于它是否受到必要的制约。比如为选举造势的宣传，选民明了它的用意，并且政客许下诺言，也将受到选民和时间的制约。可是，一旦失去边界和制约，“宣传”可以被任意偷换为真理的代言，那便等于打了老百姓左脸，还要老百姓亮出右脸给你打——“谁敢反对，谁就是反革命”！

我倒是喜欢传主回忆北伐战争中的一个细节：在攻打武昌城时，城上的大炮冷不丁打过来，“我自己的尿意来了，便站在那田地中对着武昌城撒尿。尿正撒到中途的时候，又是轰充的一声。这一炮正落在我背后的路上，爆发了；夫役的队尾子混乱了一下”。人生快意，尽在这一“撒”之中，管它什么炮弹鸟玩艺在周遭呼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