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玉工》读后感范文大纲

良渚文化的玉器无疑在史前中国考古与历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不仅反映了一个时代的伟大创造，也是体现良渚社会权力与信仰的物证，对后世中国精神文明象征体系还产生了深远影响。围绕良渚玉器的研究，多年来一直是学术热点。最近，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合编的《良渚玉工》一书出版，又开启了新一轮良渚玉器研究的热潮，实在是可喜可贺。

《良渚玉工》“尝试从良渚玉器技术层面，上升到社会王权象征的分析（结语）。”不仅创新了中国考古学技术层面研究体系，也代表了由技术层面上升到社会、精神层面研究的新台阶。这，应该是该书编撰者的根本目的。

阅览该书，受益匪浅。同时，也启发了一些思考，下面的文字，即是本人不成系统的一些想法。

首先，良渚玉工？这究竟是一个专门的称呼还是因找不到适合的词汇而借用后世制玉作坊来的一个术语？如果可以这么称谓的话，那么如何通过玉器去了解背后制玉的整个流程就应该是研究过程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它包括原料的开采、运输、加工过程、玉工身份，还有分配，等等。一件玉器从原料采集到制作成形，需要的工序、功能与技术的流程及人员的.分工究竟怎样的。该书曾做了这方面的一些探索，就现有研究思路和方法而言，已经是囊括了应有的技术方法了，但问题还远未解决。看来，要取得突破远非易事。

其次是方法论问题，良渚玉器工艺的研究应该包括哪些内容？首先要有概念和前提，这是立论的基础。如果这个不明白，那所谓的玉工就没有意义。窃以为，良渚玉工的研究，主要涉及三个层面的问题。

一是技术层面，也就是工艺水平和技术。包括其工艺的出现、发生、发展和高峰以及衰落，对后世的影响等，这是一个工艺过程问题，可以自成系列地研究。研究玉工，应该系统收集材料，也就是说，不仅仅收集和研究那些精美的和高等级的玉器，还应研究一般的玉器，还应研究半成品，还要研究玉矿、加工场所和作坊。另外，还应研究同时期的石器工艺。

二是社会层面。社会层面的研究首先是生产组织，玉器生产者是如何组织在一起的？一件完整的玉器生产经过了一些什么样的组织才能完成？玉器技术是如何传承的，是家族式代代相传或者传子传女？还是学徒式的拜师学艺？等等。另外，一个生产组只生产某种类型的玉器吗？他们是如何分工的？玉工还种田或制作石器吗？生产有季节性吗？这也是需要考虑的。其次是玉器生产者和玉器拥有者的层级问题，或者其背后的分配与交流问题，都涉及到社会组织。邓聪先生提到玉器的生产涉及到平民、贵族和王三个层次，微刻可能是王才能拥有的技术，也就是说最高等级玉器的制作需要“王”才能完成，玉器的最高制作权控制在王的手上。这个结论是通过一系列高精玉器的微刻痕迹研究与相关联的材料综合分析得出的，不知是否可信。

三是精神层面的问题。玉器在生产过程中那些神徽既然是由“王”来设计和制定。那么，王的身份可能就是从玉工里面产生。良渚玉器多出现在墓葬，玉器是生前使用的多还是死后随葬的多，这还是个需要研究的问题。无论如何，玉器的制作者与拥有者都是具有神权的，而神权可能也决定了王权与军权。若如是，则良渚社会以玉为宗的精神信仰实为玉礼与玉魂，最高地位的人控制了玉器生产，也控制了社会和精神，尤其是在精神层面是有绝对控制力的。

上述三个层面综合起来，实则构成了完整的良渚社会系统和成员体系。若将视野放到另外的参照系中，比如良渚古城等一系列重大工程，如城墙及外郭、莫角山巨型土台、塘山水坝系统等等，都是浩大的工程，这一系列工程的规划与制定、人员的调配和使用，需要在一个强有力的机构指挥之下，对这个机构的掌控决定了社会成员地位的高低，或者说这些工程的决策者就是“王”。

由此一来，良渚的“王”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但仔细分析，发现有一些疑惑：一个高高在上的统治整个良渚社会的王，可能并不会是玉器微刻者。他没有时间和经历成为一个熟练的玉工，他应该是置于高台之上的神圣的王，他需要做重大决策，要管理社会民生的大事，而无法专注于玉器的微刻。因之，玉工应该是一些专门化的熟练匠人。当然，并不排除某些玉工可能获得高等级和享有崇高的地位。但，即使是再熟练的工匠，也无法与王相提并论。

谈到良渚玉工，最后还要关注良渚玉器工艺的传播问题。目前，在长江黄河流域不少地方都发现了良渚的玉器或类似良渚的玉器，其背后的机制和动力是什么？这些地方的良渚式玉器是文化的传播吗？这种传播是如何形成的？它的方式、途径又如何？这种传播是水波式的还是直接交流或交易过去的？这些应该是我们需要统筹考虑的内容。我们的研究若仅仅是“文化传播”这样的简单描述，对于认识真实过去是没有意义的。当然，这是另一个层面的研究课题了。

总之，《良渚玉工》的出版，开启了一种新的研究模式，标志着新的理念与方法在玉器研究中的使用，这正是考古学这门学科源源不断吸收多学科成果而永葆其青春活力的重要原因。